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摆脱症状解依赖寻求根本解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摆脱症状解依赖寻求根本解

王艳军

【摘要】近十几年的改革，出现了一些杂音，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反复。究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一些领域的改革满足于治标不治本的症状解，而没有找到标本兼治的根本解。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式、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局面，很多领域的改革绝对不能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症状解，治标不治本，而必须积极寻找根本解，从根子上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关键词】症状解；根本解；改革开放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十几年前李昌平的一番话言犹在耳，他所担心的问题也一直被当作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农村落后的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扭转的趋势，城乡差距的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启动内需、扩大内需的要求提了十几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外贸拉动的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核心城市以至于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价高企，很多人在外打拼一辈子也解决不了自己的住房问题，特大城市个个成了堵城，与此同时人们还是拼命地往城市挤特别是往大城市特大城市去挤；全国各地的维稳经费不断攀升，已然超过了国防支出成了第一大政府支出，但是总体的稳定局面依然不容乐观；医疗改革十几年，群众却越来越感觉看病难、看病贵；即便是取消了很多地方的驻京办，却还是堵不住越来越严重的“跑步进京”……一系列的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我们党已经费尽了周折，却还是摆脱不了问题越解决越多的宿命，只能疲于应付。与此同时，我们党内却越来越呈现出政令不畅通的问题，以至于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中央要郑重提出“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健全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定期检查和专项督查制度、纪律保障机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①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可见我们现在党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已经比较严重。但是从这次的中央决议文件里可以看出，中央还是没有找到病根。病根在于我们的党内民主做的不够，在党内建设与运转中坚持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中央管的东西太多、太泛、太滥。导致中央顾此失彼，基层无所适从，一开始只是敷衍中央的不符合自身现实的决策，后来太多了，敷衍中央成了习惯，在什么样的中央决策上敷衍，都不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显然还没有找到根本解，而只能求助于症状解。根本解, 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中央与地方各级党政的权利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做实以竞选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民主。所谓的定期检查之类的东西，都只能是症状解。

症状解的取得固然能够让我们暂时缓解压力，但是如果迟迟找不到根本解，不能从病根上解决问题，那么最终必然在症状解看似临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问题的恶性循环中被拖累的筋疲力尽，心力交瘁。譬如，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被起诉。而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相对于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更具有根本性，影响也更大！如果把司法权力仅仅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上，而断绝了司法权力对行政行为中以“违宪违法”式的规章、地方法规制度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规范与清理的途径，那就是在依法治国上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就是典型的依赖症状解而忽视根本解的做法。毕竟，依法治国最关键的正是依法行政，如果这一点不突破，我们的依法治国战略就永远只能是空谈。因此，我们必须摆脱症状解依赖，积极寻求根本解。而一旦我们去认真寻求了根本解，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看似无关的问题与矛盾，最终都与一些根本问题有关系。

一方面，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层留不住人才，特别是党政部门留不住人才。维稳的压力在于基层化解不了那么多社会矛盾，而基层化解不了这些矛盾，很大一方面原因也在于基层缺乏高素质的干部，基层留不住人才有很大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基层没有好的待遇，基层政府本身没有与之匹配的财力。基层没有足够的财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又在于我们“中央拿大头，而中央又按照部门层层下拨”的财税体制；大城市的拥堵，以及畸高的房价，又主要是由于中央的财政投入更倾向于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小城市小乡村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的那么多投入，没有很好的基础社设施，因而人们为了争取更好地基础设施以及附着其上的发展机会而更多的往大城市去挤。农村没有好高素质干部，发展不起来，内需就不可能真正拉动起来，内需拉动不起来，国民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改变严重依赖外贸的畸形危险结构。诸多问题不一而足，但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我们的体制与机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中央与省市过多集权，导致基层党政、下级党政“缺权”；第二，人事政策上，中央省市汲取了几乎全部优秀人才，导致基层“缺才”；第三，财税政策上，“中央拿大头而后分部门层层下拨”的体制，导致地方、基层“缺财”。因此我们就需要像十七届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提到的那样“突出重点，突破难点”，②下大力气去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而不是始终纠缠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及其症状解不能自拔。

一级政权内部应当集权，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应该分权。在民主基础之上的，一级政府（党委）内部的集权，更能体现效率，因此应当鼓励一级政府内部的集权。但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中央政府自身又被肢解解为几乎独立的一个个部门。我们推崇一级政府自身在民选基础上的行政事务内部集权，但是反对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权力集中于上级！在社会领域里，社保、户籍、教育领域可以适当集权，国家实行统一标准，不能允许特权横生。在经济领域里，政策 上，应当集权，所有的标准一视同仁，政策上不应当有特权户。在行动上应当彻底分权放权，经济活动政府不应当直接参与。

打破中央拿大头，由中央按部委分配财政资源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承担了地方的大多数公共支出，这些都需要财政收入来保证。现在是既要做事，又不给钱。那么地方只有尽可能多的从别的地方弄钱了。现在财政分配的体制中，中央拿大头，而中央对财政收入的分配又是以部门为单位对下进行施舍式的“项目资金申请制”。这就是地方干部需要“跑步进京”的祸根。财政收入应该保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完整性。要让他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履行自己起码的政府职能。现在这种中央拿大头、中央又主要按部委分配财政资源的财政体制必须打破。

要从制度上真正让人才愿意留在基层而不是只把基层当做权宜之计，就必须改变一个实际存在的既定假设——中央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就该比基层同级别但是实际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人员待遇好，提拔机会多。反观目前，无论是杜绝“三门”干部的提出，还是近期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的制度的提出，其思维都没有摆脱一个前提假设——中央以及省级的公务员就该比基层的公务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如果不摆脱这个思维局限，那么我们目前中央省市从基层吸纳优秀人才，导致中央部委里“人才因拥挤而浪费”但是基层则因为“人才奇缺而误事”的尴尬现状就不可能结束；只要这种逻辑不变，那么我们的基层留不住优秀人才，基层干部在基层所存的“过客心态”，就一切都不会变。那么我们的基层——真正面对更多人民群众的党政干部就永远都只能是那些在竞争中被优秀者淘汰的干部。

目前我们的综合薪酬设计，使得越是落后和偏远的地区越是留不住人才，进而越是走向更加落后。而且薪酬之外的东西，比如发展前景等等也大大劣于发达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改革——从我们的干部待遇入手进行调整，实行选举制干部和任命制干部的分类计酬——民选的乡镇长应该保证其基本薪酬高于那些任命制的省市厅局长之类的职能部门干部，而那些任命制干部的薪酬也就应当仅仅是比当地平均收入略高一点；从干部人事制度入手使其发展前景，特别是被提拔重用的机会切实高于任命制的干部。同时保证越往基层干部的待遇越好，保证所有下级党政机关的同一级别的干部薪水待遇等等都不低于上级同一级别的干部待遇。惟其如此，才可能在基层留住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打造优质的基层干部队伍，光靠干部自身的觉悟不行，必须得给与优秀人才相匹配的优秀待遇。

总之，症状解的取得仅仅是在你头疼时让你吃止疼药，目的是让你暂时不疼，不至于头疼致死。但是根本解才是除病根的关键，只有根本解，才能保证你头痛的症状本身会慢慢消失，而不是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摆脱症状解，而积极寻找根本解，并下决心在根本解上动真格。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 2009 年9 月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作者简介：王艳军（1984-）男，汉族，河南灵宝人，铁道警察学院。